案情概要】

2007年4月,朱某与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外服公司派遣朱某至百利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百利亚洲上海代表处)工作,期限至2008年4月22日止。2008年4月,朱某与秀欣公司签署劳动合同,2010年4月双方续订劳动合同,期限至2014年4月22日止,约定朱某的月工资为税后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200元。劳动合同约定朱某任业务部跟单,合同的首页记载:入职时间2007年4月23日。2011年4月,朱某的工资已调整为5,400元/月(税后);2012年2月、3月,朱某的实得工资分别为4,903.45元、4,655.18元。2012年初,秀欣公司向朱某支付2011年度年终奖2,700元。朱某每月应由个人承担的社保费、公积金、个人所得税都由秀欣公司承担。

2012年3月28日秀欣公司发出“业务结构、组织机构调整通知”,载明:受经济危机冲击,经营出现困难,公司决定将相关部门移至义乌、江阴。在义乌和江阴新设管理部门,原上海公司将改编为上海管理部门。上海管理部门设行政/财务、上海船务、上海业务、上海生产技术部、开发部;江阴管理部设江阴业务部、江阴生产质检部、江阴生产产品部、江阴船务;义乌管理部设义乌业务部、义乌生产质检部、江阴生产技术部。原由上海管理部门安排生产管理的职能将分别转移至江阴和义乌……。本通知从2012年4月1日执行。

2012年4月16日秀欣公司向朱某出示“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通知”及“劳动关系解除相关手续的通知”,前者记载“签订协议书、支付补偿金、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等内容;后者记载“解除劳动关系、按工作年限支付补偿金”等内容。朱某在“劳动关系解除相关手续的通知”的下方书写“不同意”的字样。朱某遂离职。4月18日,秀欣公司为朱某办理退工手续,4月26日,秀欣公司通过银行转帐的形式向朱某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代通金,共计33,129.30元。

2012年5月4日,朱某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秀欣公司支付解约赔偿金72,739元。该委裁决:秀欣公司支付朱某解约赔偿金差额22,086.20元。朱某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秀欣公司支付解约赔偿金差额37,043.80元。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秀欣公司承担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费用并非朱某的工资组成部分,最终判决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差额22086.20元;

二审法院认为秀欣公司承担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费用应当计入朱某的工资组成部分,最终判决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差额37043.80元。

【争议焦点】

由公司承担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是否应当计入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时一并予以考虑?

【蓝白快评】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以劳动者月工资为基数计算员工离职经济补偿金,该“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而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据此,实践中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均以“应得工资”计算,包括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费用。

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约定的是税后工资,原本应由劳动者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此种情形下,该部分费用是否还应算入劳动者的“应得工资”,并以此作为基数计算劳动者的离职经济补偿?对此,有两种不同观点:

1、在劳动者工资中被扣除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费用应当作为劳动者的应得收入,并以此计算离职经济补偿金,但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约定的是税后工资,那么这些费用并非由劳动者个人承担,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中并未扣除这些费用,这些费用从本质上就不是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计入劳动者的“应得收入”,本案中的一审法院即持该观点;

2、虽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约定了税后工资,但对于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费用,用人单位仅是代缴而已,在计算离职经济补偿时应以劳动者的税后工资及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各类税费的综合作为基数,本案中二审法院最终采用了该观点。

蓝白在此提醒,用人单位采用“税后工资”时,应注意与劳动者之间明确约定,劳动者个人承当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各类税费作为员工福利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不是约定该部分费用作为员工工资由用人单位从中扣除,同时注意在工资单等书面材料注意区分二者的性质,如没有特殊约定或约定不清时,这部分费用很有可能被计入劳动者的应得收入之中。

(来源:蓝白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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